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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发展“孤岛化”
十五年来，世界经济大国不断出现反对的声音，对经济秩序的反抗和对那些操纵经济命脉的专家的不信任之风盛行。曾在本世纪初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动力的全球化体制，如今却在那些曾经全球化冠军的国家受到了最大的抵制。连年的低增长使得生产力已经受到破坏，劳动力转移，公众情绪升温，这些都反映出政府治理再就业的乏力无门，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最重要的是，增长滞缓给了极端分子崛起的有利时机，这些极端主义者利用贸易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持续影响激起公众的担忧。
制造业将各国迅速分化成不同阶层，有些国家及时抓住了新技术的机遇，而另一些国家却因缺乏规模制造能力，或者不具备先发优势而丧失机会。受到伤害的公众越来越不满意政府的领导，政治敌对和两极分化日益加重，治理结构越发不堪一击，政治领袖缩手缩脚，只一意寻求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或者因循守旧的方式，试图在快速变革的环境下通过控制个人之间的壁垒而加强控制权。 特别是在选民倾向变幻不定的民主制度下，政局飘忽不定对政府和政策的连续性有很大的影响，更不必说对国际体系的打击了。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权力的终结”时代。
许多国家对那些日益升温的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做出了回应。由于新的更加繁重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体系和区域贸易结构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其他国家则由于政府意见的极端分化，无法作出决定。于是，国家经济主义正在迅速回归。 他们主张由政府扶持一些大型领军企业，为其制定产业政策，政府在这些大公司持股，具有控制力，掌握其基础研发，并通过政府政策倾斜优先配置资源。于是，它们引入跨境商品与服务的贸易，投资组合和直接资本，而给予工人的合同水平却低于二十年前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强国不得不背负着巨额和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二十年前，央行为应对大萧条，启用了历史上最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 他们不仅没有成功地快速重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反而丧失了许多之前可以调配的传统货币手段。 2016年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总额超过150万亿美元，是当时全球经济规模的两倍多，目前已经泡沫到几乎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倍。此外，持续的低迷甚至负增长的经济收入降低了政府税收，进而造成前所未有的税收政策压力。政府能够支配的用以补贴国家经济的资源越来越少，社会面临更大范围的失业压力。
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则是高度破坏性且不均衡的。 全球制造业分化成多层，有些经济体寻求利用新技术，而另一些国家则不具备规模制造或先发优势。不难看到只有那些有能力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创新的经济强国才能在全球有限的生产环境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 支撑工业强国地位的另一关键因素是资源调配能力，特别是资本运作能力，能够加速现代化制造的进程。 能源价格下跌加之需求回落使人们回到能源密集型发展模式。与贸易紧张局势之前存在的水平相比，生产率仍然低迷不振。
比之下，劳动力成本低和边际生产率水平低下的经济体受到的打击最大。 全球贸易体系的衰落加上大量转移劳动力的新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制造商不再需要寻求跨境劳动力的差异化竞争优势。饱受保护主义政策之苦的跨国企业，尽管全球布局广泛，也开始搁置了他们早在本世纪初建立的庞大的国际供应链战略。而随着全球供应链的瓦解或削弱，通过数字化实现的采购和流程成本的先前收益也不再适用。
在这一背景下，制造业核心继续向自动化方向慢慢转移，机器数量和复杂性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工业设备的入网率和互连性增加。自动化普及后的劳动力转移影响比在正常的全球化背景下更为深远。公司和政府在解决失业率高企的时候都会极力捍卫自己的利益。
企业总是将投资重点、本土化运营转移到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国家和地区。这包括愿意为实现现代化和扩大物质基础设施而配备财政资源的国家，那些愿意颁布和执行公开公正的且有竞争力的企业税法的国家，以及那些高素质劳动力和基础研发人员充沛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层深刻扩大。 随之而来的收入水平差距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甚至本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之间产生新的紧张局势。
这一切都源于经济发展的“孤岛化” ---即经济和工业系统全球化的对立面。 这样做的经济成本巨大，但是前景却会更加惨淡。
